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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规模经营越来越离不开金融支持,快速发展的现代农业也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要打造更多的“不脱农、多惠农”的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

——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曹力群

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高效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不可或缺。中央支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提出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提出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

近期在基层采访,发现融资难、贷款难已成为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大”的突出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发出的一号文件仍然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与以往连续发出的五个一号文件相比,今年一号文件更加强调了金融服务在“三农”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记者近日采访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曹力群研究员,请他就如何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谈谈对文件的理解。

中央也号召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要求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鼓励保险机构开展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提供保费补贴,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

种粮大户老杨说,自己承包了700多亩地,每年麦收前要把下一年的土地流转费用结清,一亩地600多元,加起来就是40多万元。春耕备耕时,集中购买农资的资金缺口也有四五十万元,周转不过来只能跟亲戚朋友借,利息比银行的高出一倍。其他的像购买农机、添置粮食烘干设备等都需要大笔资金。“我也不想再借高息的钱,可是没有钱,想搞规模经营,门儿都没有!”老杨无奈地说。

曹力群研究员简要回顾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历程。十多年来,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入,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

农村金融是个老大难问题,农村金融制度如何创新,一直难以展开。落实中央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政策,需要深入理解当前小农经济的环境,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为农村和农民干实事、干好事。

老杨的无奈具有普遍性。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从分散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加快转变。特别是近年来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兴起,成为最有活力、最具发展前景的力量。无论是固定资产投入,还是流动资金需求,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金融资本更加依赖。

“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隔绝的状态,农村发展,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曹力群研究员认为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农村的金融环境也非常落后,金融机构稀少,许多县的乡镇只有一家农村信用社;更多的金融服务在农村还是空白”。

一、建立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这些年来,相关部门和一些地方不断加大金融支农的力度,积极开展农村金融改革的探索和创新。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集中在重点区域和城市,农村长期处于金融服务链的末端。各类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都得不到有效满足。

曹力群研究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抽样调查,其中,有借贷农户仅占全部调查农户的8.68%,而借贷农户的年平均借贷规模为24602元;民间借贷占了一多半,其中有息借贷占了41.24%。曹力群进一步分析指出,目前,中小企业约90%在农村,资金需求巨大。农民的资金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因此,农村不仅迫切需要金融服务,而且需要全面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

人财物流出农村的情况长期存在,因此有农村失血的说法。农村失血的渠道中,金融机构是重要方面。每年全国金融机构将农民存款绝大多数转移进了城市,有人认为,这正是当前农村出现普遍贫困的重要原因,导致三农问题积重难返。

令人欣慰的是,国务院近期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包括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等等。央行也随之下调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此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新增或者盘活的信贷资源引至“三农”等领域。这对于长期渴盼金融活水的农村地区来说是重大利好。

曹力群研究员强调,今年一号文件没有回避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特别是对农村农业发展的冲击,而是对今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措施。

当前农村的确存在农民低息存款,却只能高息贷款甚至高息也贷不到款而只能高息民间借贷的问题。农村有巨大的金融需求,却缺少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有了好的政策,关键是要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其实,现代农业建设与农村金融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现代农业规模经营越来越离不开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也培育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巨大市场。金融机构不能只看到农业的高风险、低利润,而忽视了这难得的发展机遇。要打造更多的“不脱农、多惠农”的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引入民营资本,让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构建多元化的有竞争力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一是要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大力培训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多种形式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目前我国已培育了一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管制度体系。目前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蓬勃发展,但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还有超过2000个“零金融机构乡镇”,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银监会计划在年内完成涉及31个省区市的第二阶段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用三年的时间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全覆盖。

正规金融机构不愿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农民金融需求极其分散复杂,且农民缺少合适的融资抵押担保,以至于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民服务时,成本极高,风险很大。

要真正发挥金融的惠农作用,并不是把金融机构的钱引入到农村就能解决问题,还需要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以及信用体系、担保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工程。最为基础的就是农村信用工程建设,通过“信用村镇”“信用农户”评定等方法,把改进金融服务,增加贷款投放与企业和个人信用评定紧密结合,推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此外,农村金融意识薄弱,基层金融人才短缺,农民经营意识离现代化有距离,还要摸索出完备的风险评估体系,引入第三方金融公司,健全担保体系。

二是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农村微小型金融组织可通过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适应农村经济特点和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发展需要,着重开发一些适合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

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农村民间借贷十分活跃,年利率可以达到20%甚至更高。农村民间借贷容易出现问题,一是借贷利率太高,二是借款农民还款难时,贷方可能不择手段强迫农民还款,从而造成恶性事件。

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还需要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财政部门通力合作,既要做好金融服务,也要做好产业引导。需要创新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金融资本的导向和撬动作用,把金融支农作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重要的增长点,实现财政政策和金融支农的两轮驱动。

三是扩大内需,重点在农村。要积极引导农民消费,不仅要扩大如农机、化肥等农资的需求,还要扩大对住房、电器等消费资料的需求。除了政府的各项补贴之外,还要积极地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利用金融的杠杆来启动市场。

如果发展社区性农村金融互助组织,由它们来为需要贷款的农民提供融资服务,由于社区金融与农民之间信息对称,农民借款不还的道德风险极小,且社区金融可以低成本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民贷款难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为社区金融获得利息收入。

四是重点完善多种形式的农村保险体系。开发适应农业、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大试点范围、增加险种,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鼓励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保险和商业保险业务。对粮食主产区的主要农产品实行农业保险试点,并逐步推广。统筹研究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保险保费补贴办法。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改革: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将油料作物以及奶牛纳入补贴品种;稳步推广保费补贴试点省份,对于有积极性、有能力、也有条件开展农业保险的省份,特别是一些生产规模化、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粮食主产区,给予积极支持;提高保费补贴比例,将中央财政对种植业保险的保费比例提高至35%。

具体如何发展农村社区金融?李昌平在湖北、河北和河南一些乡村建立的农村内置性金融有相当合理性。以他在河南信阳郝堂村所建“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例,该村老年人集资成立金融合作社,只向本村人借贷,利息收入年底分成。村民向合作社借贷,每笔借贷都需要合作社五名成员担保。至今为止四年多时间,合作社没有出现一笔借贷坏账。李昌平的内置性金融一方面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用于养老的利息收入。若国家能给所有农民自发成立的“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以资金注入,同时对其进行监管,则可能在全国形成一个新的建设农村资源下乡的好办法。

五是抓紧出台对涉农贷款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政策性金融对农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合理运用财政杠杆,引导和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农村,通过财政补贴、担保或者税收减免等措施,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

农民有金融需求,但农民的金融需求大多不是也不能是用于经营性事业,比如创业办厂、建养猪场、发展特色农业等。当前农民的金融需求主要是生活性而不是生产性的。即使生产性的金融需求,也一般只是周期性生产资料投入和周转资金。如果农民借贷创业办厂、发展特色农业,在农业存在高度风险且农产品市场早已过剩的情况下,一旦失败,后果不仅对农民很严重,而且对社区金融也构成严峻考验。所以,农村社区性金融主要应对农民生活性的金融需要,至多是周期资金一类生产性需求,而不可贪大求洋,搞到经营性方面去了。

六是特别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支付清算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支付业务处理的自动化水平和效率,逐步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纳入征信管理系统。依法开展权属清晰、风险可控的大型农用生产设备、林权、四荒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仓单、可转让股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权利质押贷款。放宽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的呆账核销条件。

当前中国农村大多数地区不适于创业,农业本身的重要功能是保障、维持,而非发展,更非致富。指望农民通过借贷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及发家致富,在当前中国农产品生产能力总体过剩的情况下,以更多金融投入造成更大农业生产能力,对于需求弹性很小的农业来讲,结果必是“增产不增收”,甚至可能带来增产减收破产的严重后果。

二、农业保险不能大跃进

农业保险同样存在正规保险机构如何与分散而复杂的小农需求对接的问题。国家为农业提供政策性保险,农民只出3元保费,财政补贴12元,若粮食绝收或受灾,可以获得每亩最高接近300元的受灾补偿。3元钱很少,300元补偿不少,何况农业受灾情况极为普遍,农民本应欢迎农业保险才对。然而,小农经济,每户只有大约十亩耕地,家庭责任,精耕细作,可以相当灵活地应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一般情况下,小农农业可以有效防灾,农民因此对农业保险缺少兴趣。

农民没有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获得保险补偿比较困难,不得不多次找保险公司理赔,所费人力早已超过可得保险补偿。保险公司的难处在于必须核实农户所报受灾的损失,防止农户的道德风险。如何评估农民所受损失,甚至如何将农民投保的田块与受灾田块对应起来,是极费功夫的事情。直言之,正规保险公司与小规模农户对接的成本极高,从而使得农业保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几无实施的可能。

相对于小农强有力的防灾能力,资本农业搞规模经营,雇佣农业劳动力,应对农业生产的灵活性严重不足,任何自然条件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严重减产。同时,资本农业规模比较大,簿记比较规范,与保险公司的对接能力比较强,因此资本农业对农业保险有着极高的需求。

2010年笔者到安徽繁昌调研了大约10个租种土地超过600亩的大户,这些大户已种三年六季,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大户六季农业生产,无一季不受灾。幸亏有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为每个大户每季赔付了少则一百多元、多到三百元的保险费,才使得他们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为什么大户更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出现农业减产?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大户,其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大打折扣,无论是在应对市场还是自然风险上面,都“船大难调头”;二、雇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按时作业,远不如家庭农业具有作业的灵活性;三、资本农业一般都倾向于用机械代替劳动力,这既提高了机械购置成本,又因为机械不如人工灵活,使农业生产呈现粗放经营状态。

当前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农业保险的呼声,与最近几年资本下乡以及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搞规模经营有直接关系。中国传统的小农既有极强的应对天灾的能力,又缺少与正规农业保险对接的能力,因此他们对政策性保险不感兴趣,对商业性保险更是没有需求。对政策性保险有需求的是资本农业和规模经营。

我们一般都认为,国家给钱搞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为农民服务,但实际上,农业保险的好处只是被资本农业所得,且资本农业在农业产量上远不如小农。如果中国21亿亩耕地由资本来规模经营,那么仅仅农业保险一项,国家每年恐怕得拿出数以千亿计补贴。因此,资本农业、规模经营、农业保险不宜大面积推广。

原标题:农村金融制度如何创新